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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纪念日

2016-12-30 中欧化肥 

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38周年

 

周恩来逝世纪念日(1.8)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十里长街送总理

 

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东望不见头,向西望不见尾。人们臂上都缠着黑纱,胸前都佩着白花,眼睛都望着周总理的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拄着拐杖,背靠着一棵洋槐树,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一对青年夫妇,丈夫抱着小女儿,妻子领着六七岁的儿子,他们挤下了人行道,探着身子张望。一群泪痕满面的红领巾,相互扶着肩,踮着脚望着,望着……

夜幕开始降下来。几辆前导车过去以后,总理的灵车缓缓地开来了。灵车四周挂着黑色和黄色的挽幛,上面装饰着大白花,庄严,肃穆。人们心情沉痛,目光随着灵车移动。好像有谁在无声地指挥,老人、青年、小孩,都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体,摘下帽子,眼睁睁地望着灵车,哭泣着,顾不得擦去腮边的泪水。  

就在这十里长街上,我们的周总理迎送过多少位来自五洲四海的国际友人,陪着毛主席检阅过多少次人民群众。人们常常幸福地看到周总理,看到他矫健的身躯,慈祥的面庞。然而今天,他静静地躺在灵车里,越去越远,和我们永别了!    

灵车缓缓地前进,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许多人在人行道上追着灵车奔跑。人们多么希望车子能停下来,希望时间能停下来!可是灵车渐渐地远去了,最后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了。人们还是面向灵车开去的方向,静静地站着,站着,好像在等待周总理回来。

 

 

 

 

    一、死不留灰中国历史第一人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1976年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揭秘周恩来“无墓无碑”所为何?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

二、总理为何“生而无后”,却要为烈士存孤续后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

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

邓颖超为何放弃生儿育女?

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

三、“官而不显”?做最平民化总理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

出国访问机密文件箱里藏“寒酸行头”

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

周恩来一生不回故乡之谜:平生最恨“衣锦还乡”

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

四、周总理“党而不私”拖病体看望康生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康。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和,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后恩寿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说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

他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50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

红军长征时,当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继续北上,扎根陕北。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他藏而不露地将“15年赶上英国”,改为“15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

五、周总理一生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

临终仍佩徽章“为人民服务” 工作量党内之最

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到5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

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1934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劝了金枝,回过头来又劝驸马。1938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赴苏联求医。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6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

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但许多时候,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历史上向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共产党的领导人换了多少,却人人要用周恩来。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多苦、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

六、周总理为何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

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

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来源  邳州论坛)

 

周恩来生平 

 

 

  周恩来,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 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2年和赵世炎(党的前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1924年秋回国后,曾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
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他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国共全面分裂后,他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在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1931年后,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在贵州省遵义县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1936年12月,周恩来任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在中国出现。
1946年夏全面内战爆发。此后他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同时兼任外交部部长职务。同年11月,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宣布:旧中国一百多年来“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屈辱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此后,周恩来长期处于外交工作的“第一线”,组织领导中国政府与世界许多国家政府的建交工作;具体指导同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和地区的民间交往活动,开展广泛的人民外交,为日后正式建交创造条件。
1953年12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年6月,他先后访问邻国印度和缅甸,同印度、缅甸总理共同倡导了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并逐步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1954年和1955年,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先后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首次在国际会议上的重要“亮相”。周恩来在这两次会议上的卓越表现,为国际社会所公认,赢得“当今世界上最能干的外交家”的赞誉。
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周恩来先后对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几十个国家进行友好访问,促进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了解和友谊。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噩耗传出,举国哀痛,举世震惊。11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遵照周恩来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入北京、天津以及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也举行向周恩来默哀仪式,联合国下半旗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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